清华、北大两个学霸要治愈被老师伤害的“问题学生”能成功吗?

发布日期:2020-05-28 13:34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做教育创新近10年,顶着清华、北大光环的任竹晞和吴霞在慢慢“接地气”。从更倾向于精英教育的“项目制学习”,到专注于困境学生的个性化支持,她们现在更享受用发自内心的信任去陪伴学生成长——即使这些学生是老师和家长口中最令人“头疼”的学生。

  刚刚在国内做教育创新时,任竹晞和吴霞都曾经沉浸在高大上的教育理念和名词中。一番实践下来,两人的心态都踏实很多。不同于一开始用“颠覆”诠释“社会创新”,任竹晞现在更认同的是,创新也许就是用现有的方法让问题得到极致的解决。

  “而且我们对创新也没有那么执念了,现在更多是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吴霞补充。

  当时,还在摸索教育创新的两人带着团队进入北京的一所公立学校,想在体制内探索强调多方面和谐发展的“全人教育”。

  不同于以往接触的重点中学,这所学校不以考试成绩招生,所以聚集了不少“学困生”。进入这所学校前,任竹晞和吴霞接触的都是分数高、目标高的“好”学生,一下子见到这么多“差”生,用任竹晞的话说,“很颠覆认知”。

  有学生因为学习差遭受白眼,是个别老师和家长语言暴力中的“垃圾”;也有学生用顶撞老师、不完成作业来表达自己的叛逆,与老师、家长关系紧张,而自己也承受着压力带来的心理障碍和抑郁情绪。

  在传统教育体制内,这些学生像是走进了“死胡同”。他们跟不上教学进度,也难以得到老师的耐心支持。至于家长,往往会和学校站在同一维度,无奈道出一句,“这孩子就是不懂事。”

  几乎所有困境学生,对自己的评价都极低。一次,因为几名同学物理成绩只有个位数,任竹晞把他们叫来做题。其中一名学生卡在了基础计算上,但因为羞于求助,他盯着那道物理题盯了20分钟。

  “你很难想象,在这20分钟里,他否定了自己多少次。”任竹晞感慨,“学习不是全部,但在学习占据主要时间的学生时代,当你在学习上不断被否定,你很容易对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否定。”

  而实际上,在和学生的相处中,他们也发现了这些孩子出色的一面。有孩子课上公然玩手机、顶撞老师,数学、英语考试都是个位数,但逻辑思维和沟通能力却特别好;有学生几乎不交作业,经常被赶出教室,但手工能力很强,几分钟就可以用工具做出一组小玩具……

  偶然的交谈中,吴霞发现一名成绩落后的学生喜欢唱歌,准备参加艺考。于是,她鼓励学生和老师交流艺考所需要的条件。了解后,这名学生意识到,只有文化课成绩先提上来,才能完成艺考目标。他开始有了学习的动力。

  考虑到在原有班级跟不上学习进度,而老师也没有精力为他单独补习,在和老师商议后,这名学生不再上常规的数学课,而是自己用APP开始补课,然后找老师答疑。两周之后,这名学生成绩出现了明显进步。

  “我们惊喜地意识到,每个学生都是‘无限潜力股’,学生一旦被点燃,他们的上升速度可以如此之快,而这需要老师有精力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心理状态、学习动力、学习习惯和方法,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。”吴霞说。

  但这样个性化的支持,在一所体制内的学校,注定很难实现。“这不是纵容这些学生吗?”“学习进度和别人不一样,怎么保证参加高考?”“老师多关照他们,我的孩子怎么办?”极度不友好的环境下,这些困境学生只能继续被“困”在自己无法适应的节奏中。

  任竹晞和吴霞没法忽视这样一个庞大的需求。短暂的考虑后,她们决定,打造一个全日制的成长中心,为这些困境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成长服务。她们称之为“一出学社”(以下简称“一出”)。

  困境学生受多种因素影响,而任竹晞和吴霞在观察中深有感触,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庭。

  “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,家长有无数种方式伤害孩子。”吴霞说,“这和家长的文化程度无关,可能只是下意识的行为。有些高知家庭,他们对孩子从小的期待和控制,也长久地渗透进孩子的情绪中,让孩子非常无力。”

  次之的因素则与老师相关,任竹晞补充道:“他们对孩子的伤害,有些是无心为之,有些则是‘明知故犯’。”

  在经年累月造成的困境中,一出想做的是,帮助学生找到根源并且治愈自己,再树立目标,并且做出行动。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,而其中的每一步都没有标准模式。

  比如,了解学生内心的真实想法,需要真诚的态度,也需要沟通话术。当学生倾诉自己的“一无是处”,如果安慰“不是的,你有你的长处”。学生不会相信,反而会把这当成“虚伪的安慰”,并认为对方不懂自己。

  比如,在学生基础知识不足,并对学习有着抵抗情绪时,如何帮助他们进行学科学习?吴霞介绍,团队最近正在学习关于元认知方面的理论,其中提到,如果真的想学会一个东西,需要和其产生情感链接以及情绪直觉。至于怎么才能通过教学帮学生产生链接和情绪直觉,这还需要反复实践。

  家长会担心选择一出是不是正确;学生在做好和做差间摇摆,而一旦表现不好,他们又会在内心对自己发起一次攻击;老师则要解决学生十几年累计下的心理问题,并引导其行为表现,绝大多数时候,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。

  支撑任竹晞和吴霞承受这些压力的,是缠绕在几乎所有教育创新者心头的问题:“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教育?”

  “如果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方法反而是无效,甚至是反作用的。那真正的解决方式到底是什么?”任竹晞反问。

  把学生面临困境时的状态迁移到自己身上,任竹晞和吴霞都感觉自己也在完成自我成长。

  任竹晞曾提到自己的一名学生,从小在一个有暴力问题的家庭长大,早早经历父母离婚和父亲酗酒去世。这名学生常常旷课,而她旷课时的去处,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在这里,她可以为自己喜欢的明星接机。

  在很多人看来,追星是一个荒唐的爱好。但在任竹晞看来,这名学生何尝不是“在用自己的方法疗愈自己,更积极地面对生活。”但可惜,这名学生身边的大多数人,不会看到这一点。

  “很多学生面临心理或者学习上的困境时,常常会在内心攻击自己,在一出,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逐步坦然面对自己的脆弱和不足。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自己有攻击,和这些孩子的相处会让我反思应该如何看待、接纳自己。”吴霞说。

  任竹晞和吴霞走的都是标准的学霸路——从北京重点中学毕业后,又分别考入国内顶级学府清华、北大。

  迷茫最早发生在进入大学之后。因为分数足够高,任竹晞听从家人的建议,选择了清华的电子系;而吴霞虽然在高中时模糊有着想做老师的愿望,还是选择了北大,放弃了“浪费分数”的北师大。进入大学后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般自由、开放,出国留学并在国外找份工作是大多数人的目标。任竹晞和吴霞不约而同生出一股“逆反”心理。吴霞说,自己是更反叛的那个,逃课、刷夜、谈恋爱,她在北大度过了最颓废的一年。

  之后,任竹晞在大三时休学一年,赴国际青年组织AIESEC美国总会工作。在这里,各国学生可以得到公益实践和商业实习机会。也是因为这段经历,任竹晞对教育的热情就此被点燃。

  与中国学生总是在考虑“该做什么”不同,国外的学生更喜欢考虑“为什么这样做”。“相比于清华,我更倾向于AIESEC为我提供的是真正的大学教育,它唤醒了我的独立意识。”任竹晞说。读硕士时,任竹晞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。2011年,她回国创办“一初教育”(以下简称“一初”),希望通过项目制的学习方式,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解决问题。

  吴霞则是在读MBA创业课做竞争对手分析时,发现了一初。那时,吴霞放弃了国内精算师的金饭碗,在美国西北大学重新探索自己的“教育梦”。

  选择辞职读MBA,并尝试教育创业,最直接的导火索是,那几年,北京的雾霾正严重,肺本来就不好的吴霞深受其扰。但周围很多同事更多持默然态度,他们不了解,也不关心雾霾到底是什么。这种“麻木”,究其原因,吴霞都觉得和教育有关。

  一初最初的形式是课程进校,课程以实践为主,关注的是实际的社会问题。一初帮学生寻找选题,并提供工具以供他们调研、设计执行以及评估。然而,因为课时费不能覆盖支出,这种模式根本无法养活机构。

  一初转而尝试进行一对一辅导,在出国热的背景下,许多学生为了升学,对丰富课外生活有需求。用这种模式做,一初其实很容易“活”下去。但显然,这种功利导向下的需求与一初真正想实践的教育不同。

  家长关心最多的是“做了这个孩子能不能上哈佛”,而且希望越快越好。“我们只能回答,我们保证不了,上哈佛受很多原因影响,而上了哈佛也说明不了什么……”任竹晞苦笑,“教育很多时候是在等待和犯错中度过的。”

  “不擅长制造焦虑”的一初做过最后的挣扎,尝试通过教师培训让老师把项目制学习带入课堂。但在中国强势的教育系统下,任竹晞和吴霞不得不承认,项目制学习只能作为花边型的补充,不能撼动核心的教育模式。

  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,校方特意腾出三天时间对老师进行项目制学习的相关培训。但真正实践起来,项目制学习不能占用学生的主要时间,只能用边角料时间做,而因为与升学无关,这些边角料时间根本不会得到老师的重视。

  团队进入瓶颈期。“从2016年开始,每年我都会有一段时间质疑自己究竟是在干嘛。”吴霞苦笑。也是在那时,团队破釜沉舟进入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颠覆她们认知的公立学校。

  任竹晞和吴霞后来分析过。从理论上讲,在社会创新初期,受众分为三类人:最先尝鲜的人、观望的人,以及绝对不会尝鲜的人,其中观望的人占到80%。对家长和学校来说,推广项目制学习带来的风险很大,而他们对不可控结果的承受能力相对较低,这也就意味着,他们当然更愿意做那80%观望的人。

  创业初期,任竹晞和吴霞曾找一位创业前辈请教过,对方对她们的评价是“不接地气”。当时,两人还不太明白这个评价的含义。

  “后来我们反思,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给到家长和学生,而没有在意,这是不是他们想要的。”吴霞说。

  当发现困境学生的需求后,任竹晞和吴霞感觉路一下被打开了。“当我们真的接了地气,就发现做事很顺畅,不需要说服谁,只需告诉他们我能解决你的问题。”吴霞说。

  一出成立以来,已经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。这也更让任竹晞和吴霞坚信,团队找到了一份值得做一辈子的事业。

  眼下一出的规模仍然保持在20多名学生,要解决困境学生的真实需求,提供的支持显然不足。即便继续开分社,覆盖的学生仍然有限。任竹晞和吴霞计划,将当下做的事情体系化,继而赋能更多老师和家长。

  她们理性地知道这没有那么容易,但仍然准备去探索。“困境学生大概会占到一所学校学生的5%到10%。这些学生的改变,肯定需要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帮助。”

  崩溃、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有。任竹晞和吴霞笑言,大不了是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顶上去。

  她们现在面对最多的,仍然是具体的问题:当学生封闭自己,如何让他打开心门?当学生害怕尝试,怎么鼓励他迈出第一步?当学生犯了错,怎么帮助他正确面对?

  在一出,任竹晞说,自己愈加体会到所谓“师生共同体”是什么。“以前是二元论,总觉得是老师给学生什么,现在更多是我们和学生一起探索什么是更好的生活。当然,这个是知易行难啊。”

  原标题:《清华、北大两个学霸,要治愈被老师伤害的“问题学生”,能成功吗?》